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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访组在调研中也发现，四川省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经济运行的质量效益有所回落，北京pK10买号技巧指标与年初预期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一些地方和部门存在着抓落实还不够到位、采取措施针对性还不够强、部门协调配合还有待加强等问题。
新华社北京2月9日电（记者 杨帆、胡浩、彭卓、王思北、鲁畅、张玉洁、陈晓波）在中国，每7个人中就有1名超过60岁的老人；而每80个人中才有1名新生儿童。老人潮、婴儿荒，上世纪90年代后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2014年“单独两孩”政策应势而出。 9日召开的中国人口形势分析与展望研讨会显示，2014年我国出生人口达1687万人，创近十年来新高，但并未超预期。如何看待这一数字？怎样评估“单独两孩”人口新政的实施效果？放开“普遍两孩”还有多远？这些与亿万家庭息息相关的问题正待解答。 2014年新出生人口达1687万人，较2013年多47万，106．9万对单独夫妇申请再生育——自2014年1月浙江省率先实施单独两孩以来，这一政策已逐渐在全国推开。国家卫生计生委基层指导司司长杨文庄9日表示，这一数字基本符合预期。 单独两孩政策的出台，无疑满足了一部分家庭想要两个孩子的愿望。对于北京、上海、浙江等一些独生子女比例很高的地区来说，部分夫妇真正有了生两孩的选择。不过，这一政策的放开并未导致超预期人口增长。 从全国来看，生育意愿低、实际出生人数更少，成为单独两孩政策实施的普遍情况。浙江去年实际出生1．6万余人，远低于预期的8万人；河南去年受理再生育申请3万件，实际出生人数仅为1万；河北调查显示，63．15万户“单独一孩”家庭中，只有20．49万户确定生育二胎…… “女儿2002年出生，现在读高中，我和我爱人准备再要一个。”兰州市居民陈卓说，自己1972年出生，是最早一批独生子女，之前就想要孩子但政策一直没放开。 2014年3月26日开始，甘肃省可生两孩的家庭从“双独”拓展到“单独”，成为西部第一个全面施行“单独两孩政策”的省份。陈卓表示，他已经递交再生育申请。 甘肃省卫计委基层指导处处长刘东云表示，“从先前实施‘双独’生育两孩政策的实践来看，单独两孩政策的放开并不会导致生育水平出现大反弹，申请再生育的数量不如外界预期。” 专家分析，受单独两孩政策影响，预计2015年出生人口较2014年将增加100万左右。尽管国家有关部门认为政策效果符合预期，但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认为，106．9万的申请数字，比实施之前200万的预期低了很多，而实际生育数将会更少。 “井喷”式申请再生育数量未超预期，今后走向如何？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教授郑真真表示，“再生育申请”数量和真正的“再生育”数量并不是一回事。“‘单独两孩’政策落地的影响会逐步显示在出生人口正常的波动上。” 北京市卫计委副主任钟东波表示，很多符合政策的家庭没有在当年生育，并不是不想生，可能还没有做好准备。 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在今天的研讨会上说，去年出生人口跳跃式上升的基础上，2015年出生人口可能再度较大幅度攀升，或将逼近1800万。他判断，单独两孩的出生可能会大量出现，新的出生小高峰将如期而至。 不过，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原新认为，生育意愿从申请、展现到付诸实践，数量也会持续衰减。“育龄妇女人口基数不断萎缩，即使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不变，婴儿出生数量也会减少。即使2014年、2015年出生人口增长，‘婴儿潮’也很难出现。” 专家们指出，随着多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变迁，人们的生育理念已发生深刻改变：“多子多福”的传统生育观念不再占据主导。即便生育政策更加放开，也很难再现过去“多胎常态”的社会情景。 2014年12月，北京市民林惊天再得一子，成了单独两孩政策的受益者。“身边很多符合条件的朋友、同事已经交了申请，”林惊天说，“但生育成本太高，老人和孩子都要照顾，左思右想很头疼。” “一些家庭担心政策有变，先做申请，但对是否生育还在考虑；其次想要两孩的家庭相当部分是70后，因为年龄想生育还有一定难度。”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陆杰华分析，符合二胎政策群体的生育观念相比以往已有大幅改变。 关于今后的人口政策，在今天的研讨会上专家们展开热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研究员宋健认为：“从双独两孩到单独两孩，再逐步过渡到普遍两孩政策，这是为了避免人口结构上的骤涨骤跌，但单独两孩政策是过渡政策无需争论。” 专家们指出，单独两孩政策落地后，普遍两孩等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期待，但“普遍两孩”何时放开的时间表，则需要进一步观察分析，同时要做好教育、医疗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准备，稳妥、有序地进行。 不过，从人口结构和中国经济需要角度，有的专家认为应该尽快放开普遍两孩。“现在的生育水平仍在较为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范围，在单独两孩政策下的生育潜力释放过程中，为了避免释放以后生育率下降，需要尽快转向普遍两孩政策。”人口专家陈卫说。 原新也如此呼吁，宜在单独两孩政策的出生人口效力减弱的时候，适时开放普通两孩政策，刺激人口补充出生量。 也有专家认为放开普遍两孩政策不能一蹴而就。天津社会科学院社会研究所所长张宝义认为：“随着生育妇女和婴儿数量的增多，还要综合考虑社会医疗、教育、就业等客观配备条件，避免生育政策走在基本公共服务前面。” 陆杰华认为，当前来看部分地区两孩政策可以实现平稳过渡。“去年政策的平稳并不意味着后面就高枕无忧了。”钟东波表示，大约需要3到5年才能清楚单独两孩政策对生育状况的影响。 国家卫计委表示，目前来看单独两孩政策实施以来运行平稳，由于政策实施时间较短，政策对生育水平的影响还需要持续观察和全面评估。互联网企业盼的不仅是简政放权，更希望解决“互联网+”在审批环节中“不匹配”“不联动”“有空白”等痛点 “做互联网在线教育，学生都在线上，但政策要求必须配备线下教学用地，真是难办！”面对国务院督查组，沪江网联合创始人于杰说起自己做“互联网+教育”的种种困难。 原来，政策规定教育培训机构需有不少于300平方米的办学规模，其中教学用地不少于2/3。而“互联网+教育”的优势就在于不受空间限制，老师不论身在何方，都可以给天南海北的学生上课；学生在家拿着电脑，甚至在路上用手机都能在线学习。沪江网租用教学用地是白白增加成本，派不上用场；租下后闲置，也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 商业模式创新，但管理条款陈旧，两者不匹配，这是沪江网做“互联网+”遇到的第一难。督查中，不少互联网创业者也有同感。对很多传统行业的管理部门来讲，“互联网+传统行业”是新生事物。管理部门现行的政策是针对传统行业的，但“互联网+”来了，还用原来的条条框框去规范，难免不适应。管理要与时俱进，就得结合互联网企业的特点进行调整，类似在线教育还要配备线下教学用地这样的规定，应该从实际出发有所变通。 市场好跨界，但审批门槛难跨界。部门不联动，是沪江网等“互联网+”企业遇到的第二难。以“互联网+教育”为例，不仅实现了教育行业与互联网的对接，更实现了很多其他行业与教学服务的对接，比如金融业可以通过沪江网做金融在线教育。但是接入教学服务的公司种类庞杂，有些行业归属不清，工商注册部门与教育主管部门不能有效联动，导致办学资质难以申请。 笔者随督查组了解到，城市生活消费平台大众点评在跨界申请“互联网+医疗”资质时，也遭遇过类似的审批难题。大众点评创始人向督查组反映，互联网企业归通信部门管理，医疗相关资质归卫生部门管理，各部门在管理衔接上还不太适应互联网的跨界，存在不少政策“空白”。但是，目前大众点评的医疗资质已通过上海市“特事特办”解决了。 能通过“特事特办”解决跨界审批问题，就说明跨部门联合审批仍有可操作性，那么，能否从中汲取经验，形成机制，予以推广？或者借鉴“判例法”的形式，“特事特办”后就形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案例，碰到类似情况即可参照执行，以提高审批效率？此外，为了鼓励创业创新，不限制市场的诸多可能性，能否考虑借鉴“负面清单”模式，法无禁止即可为？在创新产品出现后，相关部门可及时调研，出台相关管理办法，并跟随市场创新调整监管政策。 “互联网+”，简单说就是“互联网+传统行业”，创造新的生态。面对“互联网+”新生态，管理应有新状态。互联网企业盼的不仅是简政放权，更希望解决“互联网+”在审批环节中“不匹配”“不联动”“有空白”等痛点，这些痛点往往造成审批时间延长，让相关企业错失市场机遇。互联网创新跑得太快，管理有时却拖了后腿，这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像很多互联网应用需要迭代更新，管理包括审批也要迭代更新，这样，“互联网+”才能更给力。（作者为人民日报经济社会部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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