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8月25日电 对犯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二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4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法修正案（九）草案三审稿新增上述规定。在惩处贪腐犯罪中引入终身监禁，在我国刑法修订史上尚属首次，受到各界广泛关注。 此前，刑法修正案（九）草案已经两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在网上公开征求意见。在此过程中，一些常委会委员和有关部门建议对重特大贪污受贿犯罪规定终身监禁。 多位专家指出，这一立法意见的指向，是司法实践中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人性化政策，在违规操作中异化成一些人逍遥法外的通道，严重腐蚀司法公信力、破坏反腐败工作成效，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此类案例并不鲜见，例如：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建学经批准保外就医1年，此后连续7年续保；广西阳朔国土局原局长石宝春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却没有被送进监狱，暂予监外执行期间脱离监管；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有期徒刑，宣判当日从法院直接回家保外就医。 中央对这一问题高度重视。2014年2月，中央政法委出台《关于严格规范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切实防止司法腐败的意见》，对高墙之内的司法腐败进行制度性预防。同时，中央有关部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理整顿专项行动，一大批“狱外罪犯”被重新收监。 “要增加刑罚的力度，不能法院前门判了，后门就出来了。”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刑法研究所所长阮齐林表示，草案三审稿将司法漏洞封堵得更严实，法律的权威性将得到进一步增强。 “草案三审稿新增这一条款，意味着被判死缓的贪官很可能要把牢底坐穿。”阮齐林说。 一些法律专家表示，对于被判处死缓的贪腐官员来说，以前还能减为无期徒刑、有期徒刑；按照草案三审稿的这一修改，被判处死缓后，有生之年就要在监狱度过，刑满释放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副主任顾永忠等多位专家认为，总体而言，在保留死刑、限制死刑适用的背景下，草案的这一修改是针对贪官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进一步表明中央反腐败的坚定决心，释放出依法从严惩处腐败的清晰信号。 社科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秘书长高波说，贪官腐败成本更高、代价更大，从而倒逼一些人悬崖勒马、不敢再贪，对于预防和惩治腐败具有一定的威慑作用。 也有一些专家认为，贪污受贿罪犯出狱后不具备再犯罪能力，目前主要是执行中存在问题，可以通过完善执行解决。 草案三审稿在惩处贪腐犯罪中引入终身监禁，在我国刑法修订史上尚属首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黄京平表示，如果草案表决通过，终身监禁将成为我国刑法中一种新的刑罚措施。 多位专家认为，在慎用死刑、减少死刑的趋势下，参考世界各国的做法，终身监禁是尽量不折损法律威慑力的替代性措施。在已经废除死刑的国家，终身监禁就是最严厉的刑罚。按照罪刑相适应的法律原则，从依法本可判处死刑的巨贪开始尝试终身监禁，是积极而稳妥的选择。 我国刑法中首次减少死刑罪名始于刑法修正案（八），将原有的68个死刑罪名减至55个。据立法机关人士介绍，在起草和审议过程中，就有过对终身监禁措施的建议和讨论。 阮齐林说：“未来我国长远的目标是减少、控制死刑，尤其是非暴力犯罪的死刑。拟增设终身监禁，将来可能对死刑立即执行会起到替代作用。” 不过，一些专家、司法工作者和有关部门也提出，对增设终身监禁刑罚或者规定实际执行上的终身监禁要慎重。终身监禁让罪犯看不到希望，有违教育改造的刑罚目的。可考虑借鉴其他国家规定，对于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经过严格评估也可以释放或予以特赦，为这部分人保留出路。（记者 邹伟、罗沙、毛一竹、周立权、乌梦达）央行《2015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报告显示，我国银行卡发卡量保持稳步增长。截至2015年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为54.42亿张，较上年末增长10.25%，增速放缓6.88个百分点。其中，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50.10亿张，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4.32亿张。
凭借“轻车熟路”的运营模式，加上有意选择智能硬件项目以培养品牌稳定度，“点名时间”又一次迅速在市场站稳脚跟。电影《滚蛋吧！肿瘤君》爆红，更让“点名时间”在业内声名鹊起。新华网北京9月18日电（记者徐曼曼 孙炎）随着中国经济运行步入全方位多层次新常态，一些折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数据悄然发生了改变，加减之间，不乏新的亮点。 7.4%，这是上半年中国经济交出的答卷。很多人担忧，在经济增长从高速蜕变为中高速的新常态下，就业人数会不会随之下降？老百姓的收入会不会随之下降？ 具有说服力的就业和收入数据甫一亮相，便消解了人们的担忧。今年上半年，城镇新增就业737万人，同比增长12万人；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025元，同比名义增10.8%，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8.3%，“跑赢”GDP增速。 过去十年，人们普遍认为，高增长带来高就业，低增长则导致失业。但如今看来，GDP增长、就业增长和就业率三个变量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正如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厉以宁所认为的，“并不是所有的就业都需要靠经济增长来实现”。相同的资金，投在工业、建筑业所产生的GDP所能创造的就业，远远小于用来支持中小企业和服务业所能创造的就业。数据也可以作出佐证：2012年，第二产业每亿元GDP吸纳就业980人左右，而第三产业达1200人，高出第二产业20%左右。 市场各方也注意到，今年以来，政府不再把追求高经济增速作为政策目标，而是实施“精准的定向调控”，不搞“大水漫灌”，要“喷灌”、“滴灌”，把调控的发力方向放到激发市场活力、增加公共产品供给和支持实体经济做强等方面上来。 可见，中国经济无需过于执着高速增长。要确保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目标，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每年7.5%左右的速度已足够。事实上，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也并非是在发展速度上做“减法”，而是要在质量和效益上做“加法”。 截至今年7月，PPI连续29个月负增长，工业企业利润出现大幅回落，我们却换来了更多的碧水蓝天。今年上半年，单位GDP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同比下降4.2%，能耗下降幅度为6年来之最。 能耗的降低一方面源于国家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和决心。工信部新闻发言人郑立新表示，预计到今年底，将淘汰炼铁6900万吨、炼钢7500万吨、水泥5.6亿吨、平板玻璃1.5亿重量箱，提前一年完成原定的“十二五”淘汰任务。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成为驱动经济的“新引擎”，经济增长正在逐渐摆脱环境污染的烙印。从2013年开始，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而刚刚公布的2014上半年经济数据显示，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升至46.6%。 需求结构方面，在三驾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中，消费作用不断增强。2012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占比首次超过投资。今年上半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超过投资达54.4%，拉动GDP增长4个百分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引擎，外贸出口增幅已从20%以上回落至5%至10%的增长区间。经济增长结构正逐步从“投资驱动型”转为“消费驱动型”。 与此同时，劳动力、资金、环境等要素禀赋在生产力中贡献度减少，技术进步和创新成为决断企业未来关键的因素。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为12.4%，比规模以上工业的平均水平高3.6个百分点。 一年多来，国务院取消下放的行政审批等事项已达463项，其中多数关系投资创业。在简政放权尤其是工商登记改革的刺激下，新登记企业出现井喷式增长。上半年，全国新登记企业168万户，同比增长57%。其中新登记私营企业158万户，从业人员达1009万人，同比增长43%。 财税方面，“营改增”试点以来至今年6月底，超过96%的试点纳税人税负不同程度下降，全国已累计减税2679亿元；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政策延长到2016年底，实施范围的上限也由年应纳税所得额6万元提高到10万元。 金融方面，国家出台缓解企业融资贵的具体措施，出实招化解“支农支小”再贷款难题；两次对小微、三农实施“定向降准”；调整商业银行存贷比计算口径；公开市场操作14天正回购利率下调10个基点；向国开行发放一万亿PSL（抵押补充贷款）支持棚改，通过一系列举措，引导银行把钱用在刀刃上。 从政府有形之手挤占私人投资，到“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将该放的放开，该管的管好，放管结合下，生产力才能得到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活力和创新力才能得到进一步增强，市场环境才能得到进一步规范，微观经济基础也才能得到进一步夯实。 数据显示，今年1-6月份，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6%，住宅的新开工面积同比下降19.8%，房地产开发企业土地购置面积同比下降5.8%。7月份，被视为全国楼市“风向标”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一线城市，房价首次出现全线下挫。 不论是房价稳中有降、楼盘打折促销，还是市场交易低迷持续、房企资金吃紧，无不意味着以往依靠行政干预的楼市调控思路正在逐步退出，取而代之的是以信贷和税收为核心的市场化、长效调控机制加速形成，房地产市场正在逐渐步入健康轨道。 与楼市陷入深度调整不同的是，A股市场一反此前低迷走势，回暖之声不绝于耳。 从7月22日本轮行情起涨点2049.82点，到9月16日盘中高点2347.94点，在近两个月时间内，上证指数最大涨幅已达14.5%。在沪港通开闸、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新能源等热点的刺激下，投资者的交易热情重被点燃。截至9月12日，A股新增开户数已连续四周攀升，创近半年新高,交易账户数更是突破1500万户，创近三年新高。 在本土投资者情绪回暖的同时，海外资金也开始加速进入A股市场。过去几个月，QFII和RQFII增仓蓝筹股的热情高涨，海外资金持续流入香港市场，积极备战“沪港通”。 新常态蕴藏着新机遇，宏观调控在加减之间更显平衡，结构调整在加减之间更显优化，市场培育在加减之间迸发活力。李大大指出，目前事件复杂因素不断增加，搜救范围更广，难度更大，但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应继续尽最大努力搜救。希望马方进一步及时、准确、全面向中方提供掌握的更加详细数据信息，包括第三方信息，游戏老虎机澳门明确搜救范围，提出方案，提高效率。
近年来，我国保障房建设进度很快，但分配机制改革的步伐却相对较慢。住建部负责人表示，完善保障房的退出机制，需要对两种情况分别处理。一种是提供虚假信息却未被审核发现，需要运用纠错机制进行改正；另一种是由于保障房住户收入增长，超出标准。针对第二种情况，要在制度游戏老虎机澳门上有一定宽容度，采用经济手段而非强制手段—— “目前，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制度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在6月4日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住房城乡建设部总经济师冯俊表示，近年来，保障房建设进度很快，相比而言，分配机制改革的步伐比较缓慢。在现阶段，加快推进准入和退出的制度设计是确保保障房“建好更用好”的关键所在。 冯俊表示，目前，我国已经在准入方面建立起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机制。第一，审核家庭住房状况，必须是没有适当住房的家庭才符合标准；第二，审核家庭收入状况，该标准的审核由包括民政部门、车辆审核部门等单位配合完成。 在此基础上，目前大多数城市实行了“三审两公示”，接受监督、保证公平，“乡里乡亲都对这个人的经济情况很了解，通过这样的程序来确保享受住房保障的家庭是最急需的、符合条件的。”冯俊说。 此外，在保障房使用过程中要求必须亲自居住，如果一年中几个月不住就要退出。如果通过欺骗手段或者获得资格后不居住，则要受到处罚。 而退出机制的情况则相对复杂。冯俊认为，这其中包含两种情况，一是由于提供虚假信息却未被审核发现，导致不符合条件的人住上了保障房，此时需要适用纠错机制进行改正；二是由于保障房住户收入增长，引发超出居住标准的保障房退出问题。 “真正需要慎重考虑的是第二种情况，收入增长后如何退出保障房是制度设计的难点，绝不能简单化处理。”冯俊认为，较低收入家庭之所以收入低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劳动能力低，二是就业不充分。这样的家庭在短时间内很难实现收入层级的变化，有时收入稍微提高，也很难在市场上购买或租赁房屋。因此，收入提高后的退出机制设计一定要合情合理，“第一，要有一定的宽容度，允许一定的收入增长，要有一定的稳定时期；第二，要通过经济方法来处理退出问题。比如收入增长了，廉租房租金可以提高一点，随着收入不断增加，廉租房租金可以一直提高到市场租金同等水平。总之，退出机制并不是说一定要退出保障房，而是要退出原来的福利保障。”冯俊说。 在谈及未来将如何继续推进保障房建设及分配工作时，冯俊表示，住房城乡建设部将重点推进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完善住房保障顶层设计，出台城镇住房保障条例，推进住房保障法制化、规范化；二是把抓建成、促入住作为首要任务，加快推进保障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完成各项建设任务；三是推进各类棚户区改造，依法依规做好征收补偿、安置、资金筹措、质量监管、公平分配等各项工作；四是抓好保障房后续管理，在准入、使用、退出等方面建立规范机制，努力实现住房保障公共资源公平善用。（经济日报记者 李 景）
